书法：张洪波，著名诗人，书法家，《诗选刊》副主编。

2009年8月9日，日本东京芝公园里，摆满为6830名中国劳工死难者从家乡带来的6830双布鞋，让他们走好天国之路

86岁的原侵华日军士兵永富博道向中国人民“谢罪”

劳工幸存者于会水对往事不堪回首

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资料照片)

张国通。(资料照片)

“慰安妇”受害者王玉开。

　　打开张国通的影册，里面都记录了什么?

　　这是一张摄于南京市后宰门东村81号404室的照片，时间是2000年10月26日。

　　照片的主人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1937年我18岁，日本鬼子进攻南京时，我已有6个半月的身孕。12月19日中午，我躲在南京五台山一所学校的地下室里，被几个日本兵发现，他们企图强奸我时，我竭力反抗。3名日本兵遂合伙在我的身上、脸上连戳了几十刀。后经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威尔逊抢救，我才活了下来，但孩子第二天流产了。医生告诉我，日本兵在我脸上刺了18刀，腿上刺了18刀，腰上刺了一刀，全身共37刀。”张国通在照片下面附上了李秀英的自述。

　　李秀英的遭遇，曾分别被威尔逊和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德国西门子(南京)公司经理约翰·拉贝、美国牧师马吉用书信体、日记、电影和照片记录。

　　在张国通拍下这张照片四年后，李秀英离世。同年，张国通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拍下了痛哭失声的杨明贞，她为中国受害妇女出庭作证。

　　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是杨明贞一生的噩梦。“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当天中午，五六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我家住的院子，先是连开数枪打死看门的老头浦狗子，接着又一枪打死了房东老太太。我父亲躲在屋里不敢出去，但还是被冲进来的日本兵打了一枪，左肩受伤，子弹留在手臂里。12月14日下午，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他一进门便将我抱住，解开了我的棉袍扣子，扯掉了我的裤子。当时，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叫着对我的额头连砍了两刀。这时我父亲冲上来救我，日本兵对准我父亲的脖子连砍3刀，不久父亲便死去了。12月15日下午一点钟，又有两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我家，强行脱下我母亲的裤子把她糟蹋了。之后，又一个日本兵过来强行解开我的棉袍扣子，把我强奸了。那年我才7岁。”这是杨明贞的证词。

　　2009年8月9日，日本东京芝公园，6830双为死难者从家乡带来的布鞋，列队广场。侵华日军强掳至日本的近4万中国劳工，6830人悲惨地魂断东瀛。这6830个生命，原本有每一个生命都有的充盈热血，勃发朝气，但这些绽放的生命之花，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下早早地凋谢。

　　躯体已不在，这鞋，是家乡亲人们给他们的灵魂之履，愿他们走好天国之路。

　　照片带给人们的，将是此生不会忘记的震撼。张国通的摄影，让历史从历史中走了出来。

　　踏进历史的悲怆

　　坐在台下，张国通已经默默地听了许久。

　　那发生了近半个世纪还在延续的悲怆故事，让他无法自已。

　　1944年4月，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国民党第15军64师191团2营5连上尉连长耿谆，在河南洛阳对日作战中受伤被俘，随后，被日本强掳至日本本土花冈做劳工，一段时间，先后被强掳至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竟达近4万人。

　　“当年的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做‘人间地狱’。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每天做15小时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以橡子面、苹果渣充饥。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劳动于严寒和冰冷的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摘自张国通编着《花冈事件》)

　　忍无可忍下，劳工大队长耿谆和王敏等秘密组织发动了“花冈暴动”。1945年6月30日晚，近700名愤怒的中国劳工以死抗争，打死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远离中国本土的劳工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政府出动两万名军警围捕枪杀。

　　惨绝人寰，不足以描述随后发生的事情。暴动惨遭镇压。在七月的骄阳下，被俘的劳工们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惨遭侮辱毒打。几天后，广场上尸体遍布。耿谆被以主谋杀人罪判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

　　这时，被强掳至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中，已有418人命丧东瀛。

　　同年8月，日本投降，耿谆和其他劳工才得以活下来。可时至今日，这些劳工的对日索赔，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张国通举起相机，控诉的耿谆在时空中定格。1995年6月28日，在长达6年的谈判交涉无果后，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代表，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从1975年在河南平顶山煤矿拿起相机，20年间，张国通拍过无数张照片，获得的摄影奖也令同行们羡慕。但这次不一样。镜头延伸到历史深处，相机捕捉到的影像，是历史在今天的存在，蓦然，张国通感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似乎伸出手来就能感到它的体温;民族的苦难没有走远，一迈脚，自己就踏进了悲怆。

　　张国通的镜头里，不再仅是中国河南平顶山，也不再仅有耿谆。

　　从神户出发

　　自从认识了耿谆，张国通的摄影生涯发生了改变。走进老人生活的他，开始思考一个摄影人的历史责任。

　　张国通选择了纪实摄影，他想用影像的特殊功能去见证这一段历史。从那时起，在为讨回花冈劳工尊严而斗争的队伍里，有了一个成员，他不是当年的劳工，也不是死难劳工遗属，他不是以法律武器参加战斗的律师，而是一个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后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他的武器是相机，他是一个摄影家。

　　张国通以二战受害中国劳工为原点展开自己的聚焦半径，用相机拍摄记录了“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代表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奴役虐杀中国劳工罪行的过程。

　　1997年3月，他随耿谆进京，在北京赛特饭店，张国通第一次见到来自日本的爱国华侨林伯耀与代理花冈事件诉讼的日本律师团。

　　张国通带着相机，有备而来。白天，他在会晤现场拍下照片，晚上，冲洗出来。几天下来，日本律师手中，就有了一套详尽的活动图片资料，张国通也照样为林伯耀准备了一套。

　　“和我们一起工作吧，我们需要你。”林伯耀向年轻人发出了邀请。

　　当年4月，张国通就接到了林伯耀发来的赴日邀请函，参加了6月30日在日本秋田县大馆举行的殉难劳工慰灵活动。

　　这是张国通第一次来日本，活动结束后，林伯耀特意邀请张国通来到他在神户的家。

　　日本神户。登高俯瞰，大阪、神户港尽收眼底。巨轮穿梭，吊塔如林，海浪荡漾的港湾夜色如梦如幻。

　　“现代化的港口，现代化的日本。”置身其中，张国通不禁感叹。

　　“你知道吗，为何日本这样，它怎样走到了今天?”旅日华侨林伯耀的问题，张国通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当年，很多侵华日军就是从大阪港启程去中国，侵略者践踏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把掠夺的大量中国物资用船偷运到日本……”

　　时空如此对接，震撼中，张国通几乎无法面对。

　　心中，是大海的那一端，曾经受过侵略铁蹄蹂躏的祖国。在林伯耀讲述的故事走进张国通记忆的那一刻，冥冥中，神户，成为张国通一个新的起点。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

　　“一场战争的事实并不因该场战争的结束而告终，对引发战争的历史原因和对战争罪恶的清算检讨，往往是随战争的结束而开始，检讨的过程甚至比战乱的过程更漫长、也更为艰难。因为事过境迁以后，实际卷入战争的当事人必然逐渐消失，大量足以还原事实的人证史料随之流逝，从而为清算战争造成困难和悬念。也正因如此，挑动战争的犯罪一方，往往采取销毁证据、隐瞒事实达到篡改历史的无赖手法，企图逃脱罪责。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战争并非随着地理战争的定局而结束，甚而在勘定历史的这条看不见的战场上继续演着无形的政治战斗。”这是旅美评论家王瑞在评论张国通摄影作品时讲到的。

　　张国通在许多场合引用了王瑞的话，他认同这样的见解。也许，在最初踏上纪实摄影这条路时，张国通还没有这样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在激励他，但他用手中的相机，呈现了这样的历史逻辑。

　　“影像史料是历史现象的最佳解说者，它将人们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清晰展现，避免或减少因理解歧义而造成的不解、误会及错误。许多文字史料难以清楚描述的形象，一幅绘画、一张照片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茅塞顿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步平在为张国通《历史的告白》一书撰写的序言里这样说。

　　张国通对历史观察的角度在扩展。从最初的“花冈事件”扩展到更多在日中国劳工、“慰安妇”、“细菌战”……从二战的抗战老兵，扩展到反省中的侵华日军老兵，从本土的抗战纪念活动扩展到发生在日本的战争罪行诉讼……

　　历史记得这样的荣光

　　“老乡，我还想给您拍拍。”“中!”

　　老人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大衣上身，双排黄铜扣扣出军人的英气，大衣左胸部“中国抗战老兵”几个红字，鲜亮夺目。109岁的老人，飒爽英姿，精气神都来了。

　　老人从胸前的兜里拿出一把小木梳，把满头白发向后梳好，又缓缓梳理起胡须，胡须灰白得耀眼。

　　张国通按下快门。镜头中，109岁的付心德依然是个战士。

　　2010年3月，循着中国远征军的足迹，张国通来到云南保山。每天200元，他租了一辆车子，从保山一路寻去。

　　龙陵，当年的对日战场旧地。“这儿有没有远征军老兵?”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国通一路打听。

　　他很快得到了一个线索，河南籍老兵付心德的家就在这里。

　　“家乡人想你了，勇敢的远征军战士。”走进付心德的家，张国通操着乡音问候着。

　　老人卧在床上。

　　1928年到1945年，从军18年间，付心德先后参加过“淞沪抗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1943年，他随71军西渡怒江参加滇西抗战。“我是中国远征军，我为此骄傲。我草民一生，但我和侵略者血战疆场，保家卫国，没有愧对自己的民族。”讲起当年滇西抗战的往事，老人依然壮怀激烈。70年了，乡音未改。

　　那天，张国通为老人拍了不少照片。回到住所，张国通翻看照片，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照片留下的是一个老兵凄凉的晚境，让人落泪。老人谈起自己英雄历史时飞扬的神情却没留在照片上。

　　第二天，张国通又推开了老人的家门。这一天，2010年3月11日，摄于云南龙陵付心德家中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被人们称为“二战老兵最盖帽的一张照片”。

　　战争已成历史，苦难仍在延续

　　还是步平先生说的。“战争毕竟是65年前(注：此文写于2010年)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既要‘正视历史’，也要‘面向未来’。而‘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就包括与历史上曾经的对手在历史观察上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张国通的纪实摄影，正在把对历史观察的这一新角度，呈献给世人。

　　这是一张看了心就会流血的照片。哀伤的脸庞上皱纹纵横，微蹙着的眉头让人窥见了她心底的愁苦，她紧闭着双唇，大颗的泪珠，却从眼角默默滚落，70年未干的世纪之泪，又一次决堤……

　　一双拄着拐杖的手，宛如雕塑，皮肤就如同经过冶炼的金属。

　　她叫王玉开，“慰安妇”受害幸存者。

　　见证了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后，张国通开始关注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慰安妇”。

　　2008年，他只身来到海南，寻访受害者。他坐公共汽车，在临高县皇桐镇下了车，向一位40多岁的妇女打听皇桐村。

　　“你去村里做什么?”

　　“我去采访一个叫符桂英的战争受害者。”

　　“我知道她，是我们村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我母亲也是受害者。”

　　张国通跟着中年妇女(王玉开养女)来到了她母亲一人独住的家，海南临高县皇桐镇皇桐村，见到了后来拍下照片的王玉开。

　　面对张国通，王玉开老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慰安妇”的悲惨身世。“王玉开生于1921年，1941年嫁到皇桐村。那年7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在皇桐村设立了日军军部，无恶不作。一天，日军再次到村里抓人，当时已怀孕5个月的王玉开躲藏不及，被强行抓到日本军部。随后，年轻貌美的王玉开遭到多名日本鬼子的强奸，强制沦为日军‘慰安妇’。在被囚禁于日军军部的两个多月里，她被强迫做苦役，还要充当性奴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胎儿流产了，她也终生不育。她没有自己的儿女，老来孤苦伶仃，身体残疾，生活凄苦。”(摘自张国通《历史的告白》)

　　那一次，在海南，张国通访问了陈亚扁、符桂英、林亚金、邓玉民等受害者。据调查，这些受害者大多是海南少数民族妇女。战争的伤害让她们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屈辱的阴影中，有的双目失明，有的疾病缠身，许多人孤身一人过活，悲哀终生。

　　就在张国通拍下这些照片的同时，中国8名海南原“慰安妇”受害者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正在日本进行。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日中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中国8名海南原“慰安妇”受害者的诉讼请求。

　　“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行已成为历史，但受害人的苦难延续到今天，何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做出这样判决的人不知是否有母亲、妻子、女儿?

　　恶魔的忏悔

　　照片上的人叫永富博道，曾经是侵华日军中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此时，他双手合十，在无言的照片上，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忏悔。

　　“还记得当时的事吗?”2002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都杉并区本天沼福利院，张国通问86岁的永富博道。

　　“自己做过的事都记得，提起来心里就难受，不想提。我每天都在祈祷，拼命地祈祷……我罪大恶极，血债太多……我向中国人民谢罪，谢罪……”照片留住了这一刻。

　　日本投降后，特务永富博道没有返回日本，奉命留在山西加入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继续同解放军作战，在这期间，他又杀死100多名中国人。后被俘，经审判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13年。那里，成为永富博道漫长忏悔人生的起点。回日本后，他致力于战争反省，用文章和绘画记录自己犯罪、改造、新生、反战的一生。

　　在张国通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1997年6月29日拍摄于日本大馆中山寮。照片上呈现的是一座碧波荡漾的水库和周边青翠欲滴的青山。照片下，一行文字，打破了画面的和谐与宁静。“1944年-1945年抓到花冈并为鹿岛组服役的986名中国劳工的集中营就设在这里。战后，鹿岛公司为了消灭罪证，蓄意毁掉中山寮，建起了这座水库。”

　　中山寮已在水下如烟散去，但历史曾经那样真实的存在，伤口至今仍在淌血。

　　无言的言说。照片如此，历史亦然。

　　2012年5月，张国通“为历史作证”摄影系列获得中国摄影最高奖“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组委会给予他的评语是：“张国通坚持跟踪采访以花冈事件为代表的战争受害者的对日诉讼，用严谨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式采访了众多的战争受害者和战争加害者，采集了大量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纪实图片，并以图书、展览等方式，持续揭露日本当局和右翼分子至今不肯承认的侵华战争罪行。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摄影本身的价值范畴，而在战争与和平、人性与暴行、尊严与屈辱、责任与推诿、罪恶与救赎等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思考，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支持这种摄影行为背后的意志与信心，足以为摄影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维持人类共同秉持的价值理念。”(光明日报记者庄建)

　　(本版照片除注明资料照片外均由张国通摄。)